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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称英帝国对中华亲善 挑衅美英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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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与卡梅伦

在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之前,1月17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表讲话,承诺将“干干净净”地脱离欧盟。此前两天,1月15日特朗普接受欧洲媒体采访,赞扬英国脱欧是“伟大的事情”,“非常聪明的离开”,支持美英达成贸易协议;与此同时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灾难性错误”,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1月23日特朗普总统第一个工作日,就对外宣布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于1月27日访美,与特朗普会晤。

在短短的一周内,这三件事震惊了世界。看似巧合,其实这是美英双方事先商定的,以凸显美英特殊关系做为特朗普外交布局的开篇之作。据传,这是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3人代表美英双方多次进行沟通后商定的。

重建美英特殊关系,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特朗普从年轻时代就是里根总统的崇拜者。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大”、“以实力求和平”,都是当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提出的。他胜选后第一批通话的对象之一就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话中他特别强调希望重建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之间的“亲密”关系。从特蕾莎˙梅方面来讲,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既酿成保守党内和英国社会分裂,又遭到欧盟的打压、孤立,以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为主的一些人甚至谋求借机“惩罚”英国,以防其他盟国效尤。在此时刻,来自大洋彼岸的援手,自然是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蕾莎˙梅1月17日宣布的“脱欧”计划,其“硬度”超出预期,即与欧盟“一刀两断”,不留任何尾巴,“希望看到一个独立、自治、面向全球的英国与我们在欧盟的朋友达成一种新型、平等伙伴关系”,并警告说英国不接受任何“惩罚性”协议,声言“对英国而言,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还不如达不成协议”。

美英特殊关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的美英军事同盟演变而来的。它从来都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石。在两德统一、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美英特殊关系也是美国图谋继续主导欧洲事务的主要抓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老布什政府制订的全球战略核心内容就是,美国必须全力防止再出现类似前苏联那样的、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里指的国家集团指的就是欧盟。从那时起,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政府,对欧洲政策开始起了变化。小布什主政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战争进行表决时,德、法两国与俄罗斯联手,对美英提案投反对票,这在大西洋两岸关系中是前所未有的,引起极大震动。美国对德法主导下的欧盟不断壮大,提高了警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德法“双发动机”下的欧盟逐渐异化为德国一家主导下的欧盟后,德国的一些举措更增加了美国的疑虑。奥巴马上台之初倡议召开《世界核安全峰会》之际,在德国推动下,德、荷、比、卢、挪威5国公开发表声明,要求美国从欧洲撤走所有核武器(当时美在德、比、荷、意、土5国仍部署有200多件核武器),将美国的军。对于美国企图将北约打造成“全球性”军事组织,德国带头反对。默克尔公开表示“我不认为北约是全球性的,它应该优先保护北大西洋友邦国的安全”,甚至提出“北约的军事行动应该受到联合国的管辖”,德国是欧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它长期以来拒不履行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规定,仅维持在1.2%的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2011年6月10日告别北约的演说中,严词告诫说,“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存在着前景不说凄惨至少也是暗淡的切实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它在军事上变得可有可无”。特朗普1月15日讲话批评北约已经过时,并非偶然,在美国政界、军界有着广泛的认同。

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无暇更多顾及欧洲,恰恰给德国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无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问题等等,基本上是德国一家说了算。众多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受债务危机冲击最大的南欧国家,对德国再度在欧洲事务中颐指气使,更是敢怒而不敢言。去年9月16日欧盟召开讨论英国脱欧后欧洲形势的峰会后,意大利总理伦齐由于不同意德、法在经济、难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拒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一道参加峰会后的记者会,表示不愿做“粉饰团结”的摆设。特朗普讲话,批评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灾难性错误”,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等等,实际上说到了眼下欧洲的时弊。

给予美英特殊关系“最沉重一击”,莫过于德国等欧盟国家与奥巴马政府联手向英国施压,力图阻止其公投脱欧。奥巴马公开威胁英国,如果脱欧,与美国谈判贸易协议时将“排在末尾”;他在11月告别欧洲的讲话中,又公开表示他“无法寻找一位比默克尔更稳定、更可靠的伙伴”。这些话大大激怒了特蕾莎˙梅和视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关系为学习“样板”的特朗普。重建美英特殊关系成了特朗普上台后决心“反奥巴马之道而行之”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朗普1月27日首先与特蕾莎˙梅会晤,商谈签订美英自贸协定,而对于一再乞求特朗普早日会晤,不要废除TPP的日本安倍政府根本未予置理。人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虽然会继续重视亚太地区,但是不可能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以亚太地区为“重中之重”,日本想抱着美国的大腿实现自己重走军国主义之路的如意算盘将更难如愿。从这一个方面反映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驻欧盟大使)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进入冲刺阶段,英国上周四突然申请加入亚投行,在美国盟友中激起连锁反应,此举可谓重创美国一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阻止盟友靠近中国的努力,也又一次暴露了美英这对跨大西洋亲密盟友的“貌合神离”。昨天和今天,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文,评价近期美英关系异动,有趣的是,《金融时报》拉赫曼的文章题目为“英美对华政策渐行渐远”,而《纽约时报》则称“美英特殊关系受挑战”。两篇文章都提到了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改善对华关系以及因英国决定削减军费给两国带来的龃龉。拉赫曼还警告,英国日益滑向国际事务的边缘,他还注意到,卡梅伦的一系列政策是在备战大选。

  金融时报:英美对华政策渐行渐远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英国人听惯了美国人赞颂两国“特别关系”的甜言蜜语,但上周他们听到华盛顿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美国人对英国外交安全政策的方向感到失望,因而抱怨连连。

  第一声抱怨来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她说欧洲和英国削减国防开支的做法“非常令人担忧”。第二声抱怨是在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提出的,他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此前英国宣布计划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是打算和美国分道扬镳了。

  这两个事件突显出英美关系中两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一,英国大幅削减国防支出,导致其作为美国潜在盟友的价值越来越低,对此美国日益感到焦虑。其二是两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美国认为中国有意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者,决心阻止这种局面。英国则希望集中精力与中国搞好贸易投资关系——它似乎安于置身场外,旁观中美权力斗争。

  这些分歧使美国方面越来越萌生出一种想法——就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本月早些时候所写的——“英国历史上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仿佛已丧失殆尽”。

  的确,在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领导下,英国日益滑向了国际事务的边缘。乌克兰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梅伦政府提出,英国一直是欧盟(EU)内的一个重要声音,支持对俄罗斯采取严厉制裁。但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举行明斯克会谈的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根本看不到卡梅伦的身影。

  在利比亚危机中,英国的缺席也同样令人惊讶。2011年,卡梅伦率先提出北约(Nato)应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现在利比亚陷入一片混乱,而英国却显得无动于衷。

  削减军事预算将使英国更难以在中东(或其他任何地方)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同类别国防开支的削减方式也失于严谨。卡梅伦政府似乎决心要花巨资维持大国地位的象征——核武器与航空母舰,同时在能够让英国实际发挥力量的领域进行削减:陆军和空军。与此同时,在英国军事开支即将要低于北约(Nato)设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时,政府仍承诺要将GDP的0.7%用于发展援助。这种姿态会备受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赞扬,但无疑会遭到五角大楼(Pentagon)的质疑。

  如果英国全球影响力的这种下滑只是与首相的个性有关,那这可以被视为是暂时性的。但事实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经使人们对外部干涉是否明智以及军事力量的作用产生了很强的戒心。2013年英国下议院投票否决了英国参与空袭叙利亚,就体现了这一点。受挫的卡梅伦对下议院说,这次投票反映了民意,“我理解”——引发这种共鸣的似乎远不止叙利亚危机。

  更广泛来讲,英国已经发生了一种代际变化。当今英国政界要人并非成长在那个英国仍自认为是世界主要大国的时代,因此,他们对英国在全球大事上袖手旁观的形象不会感到愤愤不已。相反,当今日的英国大臣们举目世界时,他们第一关心的是商业——如何吸引外国投资,如何找到新的市场——从政府为外交部设定的优先工作事项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引发争论之前,有一个事实就已经很明显了:彼此不同的观点,导致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投资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Huawei)设置了重重障碍,而英国却对华为盛情相迎。近期访华时,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称赞华为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在英国前途无量”。一位美国安全分析人士讥讽地说:“英国与华为纠缠如此之深,到时候想甩都甩不掉。”

  目前英国政界人士最先考虑的是重建经济、控制政府开支。他们的压力始终来自于增加养老金或医疗服务支出的需要,而非国防支出。卡梅伦会关心华盛顿方面发出的声明,但他要准备参加选举大战——他知道选民们首要关心的是什么。

  纽约时报:卡梅伦对华亲善,美英关系受挑战

  数个世代以来,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基石。但是在艰难的竞选活动中,英国保守派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两个十分重要的议题上拉开了自己与美国的距离——军费开支和中国问题。

  卡梅伦在五年前上台时曾强调,英国将是美国忠实而不盲从的盟友,由于被认为是一场惨败的伊拉克战争,以及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在这里十分流行。即使在保守党内部也存在对美国领导的怀疑;而英国左派则长期以来一直有这种感觉。

  卡梅伦希望通过对财政责任、发展经济以及改善贸易等方面的关注,在5月7日的选举中再次当选。所以,他不仅希望能削减政府和军费开支,还希望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英国不顾华盛顿反对,宣布打算成为北京新创建的一间亚洲发展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有时候为了经济增长,你必须做你应该做的事,”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说。他提到了卡梅伦对会见达赖喇嘛的担心、英国对香港民主游行的软弱立场,以及——根据北约(NATO)的要求——将军费削减至低于国内生产总值2%的意向。

  尼布利特表示,“这提醒选民们,英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不见得是必须随时保持步调一致的那种特殊关系。”

  分析人士表示,英国周四宣布打算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的举动,令该行还未开始运营已经积攒起信誉,还将鼓励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其他盟友成为该组织成员国,中国投入巨资筹建亚投行,希望其在亚洲事务方面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力。

  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也是七国集团(Group of
7)中第一个将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中国希望该银行能成为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竞争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英国的加入是它向这个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军事方面,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和英国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的一些资深议员都在迫使卡梅伦增加军费,他们辩称,俄罗斯正在步步进逼,如果过度削减军费,英国可能会进一步失去影响力。

  英国是欧洲少数几个勤修武备的国家之一,GDP的2%用于国防——这是卡梅伦去年在北约威尔士峰会上做出的承诺。

  但军事专家说,英国的军备开支已经低于这个比例了。而且今后五年,如果保守党能重掌政权,预算还会被更大幅度地削减,尽管志在收复旧山河的俄罗斯正给北约带来新的威胁。

  英国军方权势人物强烈反对在过去五年裁减预算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削减,现在像陆军参谋长雷蒙德·奥迪耶诺上将(Gen.
Raymond T. Odierno)这样的美国高级官员也开始明确表示反对。

  1月私下会见卡梅伦时,奥巴马对英国正在丧失关键性的军事能力表达了担忧,认为它作为盟军的战斗力在减弱。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两位务实的政治人物的晤面可以说一团和气。

  但是,就像在中国筹备的银行问题上一样,华盛顿还担心,如果英国守不住2%的承诺,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比现在支出更少。美国已经承担着北约70%的军费开支,它希望欧洲承担更多责任。

  从事军事和安全事务研究的皇家联合国防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本周在一份报告中警告,下一个财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将仅为GDP的1.95%(不包括用于军事行动的部分),2016到2017年度将只有1.85%。要达到北约的标准,军费应该增加30亿英镑,约45亿美元,到2019至2020年度,则应再增加59亿英镑。

  报告预测了悲观的前景,认为今后四年,英国实际军费开支将缩减10%。另一个乐观的估计是到2019年每年增加开支40亿英镑,但仍仅为GDP的1.75%。报告警告,英国陆海空三军的总兵力到2020年可能从14.5万人下降到11.5万人。

  该机构还说,2010年以来,军费实际缩减了4.3%,主要来自人员的裁减,但类似的省钱办法现在更难做到了,新装备的成本又很高。

  卡梅伦和他的保守党在为5月的大选造势,他们靠的是对经济的管理,还有关于平衡预算和小政府的承诺。他的竞选战略专家林登·克罗斯比(Lynton
Crosby)建议,托利党候选人除这几点之外的话要少讲,以至于国防甚至没有作为选民可能关心的问题被提出来。

  周四,保守党议员、前陆军军官约翰·巴伦(John
Baron)在普通议员席中引导了一场有关军费问题的辩论,要求政府保持2%的目标,并谴责自己所在的政党及工党拒绝在下一届议会中致力于完成这一目标。

  他表示,“我们已经告诫其他北约成员国其重要性,我们自己应该以身作则。”

  至于亚投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周四明确表示,英国已经下定决心加入该行,称这“对英国和亚洲来说是一个共同投资和发展的绝佳机会”。

  中国一直在宣传能在贸易上把中国和欧洲联系起来的“新丝绸之路”,而且希望扩大出口的英国也不想得罪北京。

  中国财政部对英国的决定表示热烈欢迎,并于周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如一切顺利,英国将于3月底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华盛顿方面表示对该新机构保留意见,理由是该银行不会达到环境标准、采购要求,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其贷款项目采取的其他保障举措。

  但是从根本而言,华盛顿认为这个中国机构是对那些战后建立的组织的故意挑衅——这些组织由美国和日本领导,其中日本所起的领导作用相对较小。

  在欧洲,华盛顿也面临着俄罗斯对战后秩序的类似挑战。这就是美国人希望北约能加强防御和威慑力的原因。

  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含蓄地批评了英国关于这个银行的决定,表示此决定违背了奥巴马的愿望。

  “这是英国的主权决定,”一名发言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我们希望并期待英国利用自己的声音,推动高标准的引入。”

  汉城峨山政策研究院(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院长咸在凤(Hahm
Chaibong)说,英国的声明很可能令韩国政府内部就加入该行的好处再次展开争论。

  “它将给那些一直在推动此事的人提供大量弹药,”咸在凤说。“贸易和金融部对其表示支持。美国的反对立场则一直很坚定。”

  倘若韩国能成为创始成员,在北京看来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习近平一直在寻求韩国总统朴槿惠(Park
Geun-hye)的支持,她必须在美国提供给韩国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相对较新的经济影响力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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